王天成：分权制衡与共和政体

2月 6, 2018 王天成

数十年来，面对民主转型的呼声，官方一直坚持现在的制度，反对在中国实行分权制衡。

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，几乎一字一顿地说：政治体制改革”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，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，’三权分立’、两院制”。到了4月份，著名的《求是》杂志又发表了作者署名”秋石”、题为《中国为什么不能搞”三权分立”》的文章，为吴邦国的讲话作注脚。

这只是官方无数次表态中的一次。像过去一样，吴邦国的讲话和秋石的文章也没有什么新意。

20多年前，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，一些政客、”宪法学家”就在论证为什么我国不能改行分权政体。”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”；”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”；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有本质区别”；”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”，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适合人民当家作主，适合国情”。

他们找到的依据无非就是这些，吴邦国和秋石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，不过是在拾他们先辈的牙慧而已。

驳斥这些人的论据一点也不困难，因为它们要么明显建立在虚构的事实之上，要么逻辑混乱。

你只要提出几个问题就足够了。例如：我国存在人民代表大会吗？那些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的是人民代表吗？人民代表大会真是权力机关吗？是它还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共产党在统一行使国家权力？我们的制度与西方的有本质不同，不是分权的，所以就不应该分权吗？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不是分权的，才要改成分权的吗？

不过，在这里，我想暂且阁下这些问题。对于明显不成立的”理由”，任何人都不会太感兴趣。陷在其中是不会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的。

我主要想揭示的是一个层次更高的问题，也就是分权制衡与共和制、共和国的关系。今天，我们应该清楚，官方一再坚决反对分权制衡，他们其实是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制，因为共和制必须是分权的。

共和政体的三个原则

那么，什么是共和国呢？许多人以为，从1910年以来，我国就是一个共和国了，因为自辛亥革命后，除了袁世凯称帝、宣统复辟的短暂时间外，我们再也没了皇上的职位。这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误解，拘泥于某个显赫职位的名号，而忽略了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。

一个国家没有了叫”君主”、”皇上”的人，并不一定就是共和的。例如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就不能叫共和国。同样，1000多年前凯撒统治下的罗马，也不是共和国。

另一方面，一个有”君主”、”皇上”的国家，也不一定不是共和的。例如，英国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日本，等等。这些国家虽然有君主，但君主不是政府首脑，只是国家元首，没有实权，是虚君共和国。

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的一种政体，但相对立的并不是君主的名号，而是君主制作为一种集权独裁政体。共和制有下列三个基本原则：

第一， 选举制，即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，由人民定期自由选举产生；

第二， 议会制，即议会行使国家立法权、对国家事务实施最后控制；

第三， 分权制，即政府权力由几个彼此独立、相互制约的机关掌握。政府权力按性质可以划分为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种，所以，三权分立是现代共和制的普遍原则。

在上述三个原则中，任何一个不确立，共和制便没有建立；任何一个受到破坏，共和制便不复存在了。

共和制并不是现代的崭新发明。古希腊、罗马和意大利中世纪的一些城市都曾实行共和制。古代的共和制与今天的共和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，但它们彼此依然有着三个共同的特点：第一，人民能够参政；第二，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；第三，国家权力由若干不同的部门分别执掌。

当凯撒将大权集于一身、元老院沦为附庸的时候，虽然他没有自称为皇帝，罗马共和国消失了。当墨索里尼总揽大权、议会沦落成一个履行表面批注手续的机关时，意大利共和国灭亡了。当希特勒攫取了最高权力、议会可有可无的时候，魏玛共和国不复存在了，第三帝国诞生了。

党治国不是共和国

官方反对在中国实行分权制衡的新政体，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种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。因为反对分权制衡其实就是反对共和政体，而我们的国家却叫共和国；说分权制衡不适合中国国情，也就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。然而，我们的国家却叫”共和国”。

如果说分权制衡不适合中国国情，那么，这个国号也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，应该取消。

官方反对在中国实行分权制衡的新政体，也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是因为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。

由于没有自由选举，我国其实并没有人民代表。那个被称为”人民代表大会”的机构，其构成70%是官僚。而且，它也不是什么”统一行使国家权力”的机构，只是履行表面上的批准手续的地方。所以，与会人员的一个重要工作是鼓掌。

不过，的确有一个集团在统一行使国家权力。

我国政体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集中于一个政党–共产党。所有的国家机构，立法、行政和司法部门，都是这个政党的附属机构和执行工具。它的这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地位，并不是每隔几年由人民的选票赋予的，而是60年前用枪杆子一劳永逸地取得的。它在名义上不是国家机构，却行使国家权力，并依靠国库供养。

从人类历史看，这是一种新专制，一种到了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畸形政体。它的倡导者是德国人马克思，创立者是俄国人列宁，60年前被拷贝到中国。有人说，这种政体是法西斯的，这样说是不准确的。 因为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要早于法西斯主义，说起来应该是法西斯政权的导师。我把这种政体叫”党治国”。不过，称之为”党治国”也不太准确。因为它不是一党专制，而是兼有一党专制、个人专制与寡头专制的特点。

它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威不够的时候，会表现出一些寡头专制的特点。但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看，多数时候是以党的名义实行个人专制。

据《亚洲周刊》最近报道，今年3月，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披露说：”江泽民是在邓小平家里接班的，邓小平说：’毛（泽东）在，毛说了算；我在，我说了算；你什么时候说了算，我就放心’。”

我们并不知道胡锦涛是谁家接的班，今天是否已经可以说了算。但是，不管是谁说了算，个人还是寡头集团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，人民并没有授权他们说了算，因为人民没有选举过他们。

还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种集一党制、个人或寡头专权为一体的变态政体，是违反共和制的所有原则的。

官方坚决抵制分权制衡的共和原则，并不是因为分权制衡不适合国情或其他原因，而恰恰是因为分权制衡不适合这种一党制、个人或寡头专权融为一体的格局。

20年前，中国发生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，参与者们的诉求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。然而，政府不是用改革，而是用坦克和开花子弹答复了人们的要求。

2009－7　原载：BBC